中美俄金融货币权力博弈加剧是否“去美元化”成为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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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路透社4月16日报道,美国开始对俄罗斯实施一系列广泛制裁,以惩罚该国干预去年的美国大选、网络黑客、霸凌乌克兰等“恶意”行为。除驱逐俄罗斯外交官外,美国禁止美国银行业者从俄罗斯央行、国家财富基金和财政部购买主权债券[1]。自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制裁”逐渐成为美国对俄罗斯的“新常态”,其中,金融制裁的手段和内容也在不断升级。这背后反映出的是金融资本全球化背景下金融货币权力博弈加剧的图景,美国过度使用金融制裁手段从长期来看势必影响美元地位,但中短期内其他国家很难轻松爬出“美元陷阱”。

  最早提出金融货币权力的学者之一苏珊·斯特兰奇认为,在政治经济中使用的权力有两种——结构性权力和联系性权力,其中,结构性权力的四大来源之一便是金融(信贷控制)。斯特兰奇指出,经济发达国家里的投资不是现金,而是信贷,信贷是可以创造的,不必依靠积累。因此,谁可以获得他人对他创造信贷能力的信任,谁就可以控制资本主义经济。美国此轮对俄罗斯的金融制裁——禁止美国金融机构在一级市场上购买卢布计价的俄罗斯国债,其实就是切断了俄罗斯政府的部分融资渠道,削弱俄罗斯的金融货币权力。庞大的外汇储备也被认为是金融货币权力的来源之一。当然,一国金融货币权力的来源除了金融信贷以外,还来源于货币,特别是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的主导货币。美国对伊朗、朝鲜的金融制裁主要是通过将这些国家排除在美元和美元支付系统之外实现的。事实上,有且只有美国拥有这种自信和实力实施这种“嚣张的特权”。当大国竞争加剧,拥有庞大金融货币权力的国家自然会动用各种政策工具对竞争对手展开打击,被攻击的一方则必然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进行防御和反击。

  先看俄罗斯。俄罗斯的防御方式就是“去美元化”,过程清晰明了,可概括为“三板斧”。第一,卖掉美国国债,增加黄金、人民币、欧元作为储备货币。2018年1月,俄罗斯持有969亿美元国债,但是到了当年11月,俄罗斯抛售了近80%美元国债,只剩128亿美元。2021年4月,俄罗斯持有的外汇储备中仅剩58亿美元。据悉,俄罗斯的人民币外汇储备占全世界人民币外汇储备的25%。第二,在贸易结算中减少美元使用。2015年中俄贸易当中90%是用美元结算,但是到2020年第一季度,中俄贸易中美元结算的比例下降到46%,双方本国货币结算的比例则上升至24%。俄罗斯出售防空导弹给印度时,两国选用卢布进行交易。俄罗斯与欧洲的能源交易也尽可能使用欧元或卢布,尽量减少美元的使用。第三,呼吁其他国家共同“去美元”,搭建新的支付系统。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前经济顾问、欧亚经济委员会一体化与宏观经济委员谢尔盖·格拉济耶夫在2020年10月的“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视频论坛上说,“为了避免不断增加的风险,我们必须专用本国货币”,这是为了保护欧亚经济共同体成员国。分析人士称,今后欧亚经济联盟将建立自己的货币金融体系[2]。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有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2021年3月,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访问中国时呼吁,两国一同减少对美元及西方支付系统的依赖。4月13日,拉夫罗夫在接受伊朗通讯社采访时表示,俄罗斯与外国伙伴在结算“去美元化”、放弃使用西方控制的支付系统的工作方向协作前景广阔[3]。虽然俄罗斯可能成为全球“去美元化”最成功的国家,但是这不一定意味着其金融货币权力相应增加。相反,俄罗斯极有可能被彻底排除在全球金融体系之外,一旦俄罗斯出现严重国际收支问题,因被切断外部融资渠道,俄罗斯极有可能面临严重的国内矛盾。从另外一种角度看,正是因为俄罗斯并未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分工生产,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较低,才给予俄罗斯敢于脱离美元体系的底气。对于那些深度参与全球分工、需要利用高效的美元网络的经济全球化国家而言,在本国货币尚未成为主要国际货币之前,是无法脱离美元体系的。

  再看美国。毫无疑问,美元及其支付系统是美国霸权的来源之一,因此美元的全球主导地位就是美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之一。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将本国货币的国际地位视为核心利益,加入欧盟前的德国、日本在经济极盛时期也并没彻底支持本国货币国际化,这是因为成为国际主导货币既有收益也有成本。对今天的美国而言,最大的成本就包括美国巨额的债务、贸易赤字和无法进行有效管理的汇率。虽然这些并不是由美元国际化直接造成,但与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美元的彻底全球化,导致美国的经济问题也成为全球的经济问题,传导性极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始于美国,但当全球投资者开始抛售资产寻找“避风港”时,选择的“安全资产”还是美元国债。美联储开始大举推行量化宽松政策救市,等到2014年开始收紧政策时,全球出现流动性问题,引起新兴市场股市汇市大幅波动。这样的画面在当下再次重演。2020年初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引发金融市场恐慌,全球投资者再次选择美元,3月美元指数飙升。随着疫情在美国大面积爆发,经济停滞,美元指数暴跌。各界重新开始讨论美元是否会崩溃。美联储再次出手向市场投入大量资金,稳住了一路下跌的美元。当美国经济稍微好转,市场又开始担心美联储是否会提前结束刺激政策,新兴市场国家又开始担心资本大量流出。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美联储放水,全球骂美国不负责任、造成美元贬值;美联储收紧政策,全球怪美国不提供流动性、引起新兴市场波动,里外不讨好。总而言之,美国超强的融资能力,特别是用美元融资的能力便是实实在在的金融货币权力。有人提出,中国是美债最大的买家之一,一旦关系破裂,中国一方面可以抛售美债,一方面可以停止向美国提供信贷。抛售美债虽然可行,但是成本超级无敌霹雳大。停止向美国提供信贷虽然是中国的权力,但是美国还可以向其他投资者寻求帮助,比如日本、中东和欧洲国家等。美国禁止本国金融机构购买俄罗斯国债,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大胆的假设,如果中国禁止本国金融机构购买美国国债,侮辱性极强,伤害性也将极强,既伤害美国也伤害自己,最终还会伤害那些跟中国经贸关系紧密的国家。虽然假设不成立,但是也不排除极端情况下,中国在美元的问题上开始“俄罗斯化”。

  最后看中国。4月16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一季度经济数据,一季度GDP同比增长18.3%,这是1992年有季度GDP统计数据以来的最高值。虽然一季度的高增长有基数较低和出口强劲的不可持续因素,但是毫无疑问,中国经济仍然会是世界经济恢复和增长的主要引擎。这与中国的金融货币权力有什么关系呢?答案是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稳定必然增加中国的金融货币权力,体现在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和债权国地位。外汇储备能够帮助中国抵御外部环境的冲击变化,稳定人民币币值。债权国地位则被视为联系性权力,对债务国可以施加积极有效的影响。虽然金融这一端势头良好,但在货币这一端却仍然收效甚微。人民币国际化从无到有经过十二年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人民币的发展与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仍不相称,或者说并不匹配。2019年,中国货物出口占全球的13.2%,进口占全球的10.8%。2020年中国的GDP占全球的比重约为1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的时候,经过计算给人民币分配的份额是10.92%。但是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呢?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的份额为2.13%(2020年第三季度),在全球支付货币的份额为1.88%(2020年12月),在全球贸易融资货币的份额为2.05%(2020年12月),在全球外汇交易货币的份额为4.3%(2019年,总额为200%)。从构建金融货币权力的角度看,人民币国际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眼前能做的就是继续提升人民币的市场份额。按照中国银行前副行长王永利的建议,中短期应设立目标至10%,与SDR的份额相匹配。当然,这与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开放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值得强调的一点是,中美对于金融的定位是存在巨大差异的。国内有知名学者曾指出,金融的本质是三句话:一是为有钱人理财;二是金融企业的核心要义在于信用、杠杆和风险,要把握好三个环节和度;三是一切金融活动的目的是要为实体经济服务。这与美国金融业与实体经济分离的情况不同。另外,中国的大型金融机构基本是国有企业,而美国金融机构均为私营企业,政府干预并不直接。因此,很难单纯的对中美的金融货币权力进行直接比较。

  美国货币政治学者巴里·埃森格林教授指出,国际货币制度安排的网络外部性特征决定了每个国家不可能独善其身。国际货币体系存在路径依赖,任何时期的国际货币制度安排都与过去的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过去的制度安排成就了今天的制度安排。按照这个逻辑,“今天”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就是被二战期间及其后的西方国家联盟为了对抗纳粹及其后的苏联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及之后的演变所“成就”的。除非出现大型意外事件,比如当年的二战,否则国际货币体系本身很难打破路径依赖,出现革命性的变化,比如其他主权货币替代美元成为新的主导货币。《美元陷阱》的作者、IMF中国处前处长埃斯瓦尔·普拉萨德曾在书中写道,“世界经济正处于弱不禁风的不稳定均衡状态中。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我们很可能已经站在一个只需几粒沙子即可让沙堆坍塌的临界状态。有朝一日,美元陷阱或许止步于美元崩溃,然而这不会轻而易举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与其坐等美元崩溃,不如脚踏实地的继续推行人民币国际化。没有货币可以轻易地取代美元,人民币的发展目标显然也不可能是取代美元。因此,像俄罗斯那样激进的做法并不应该成为中国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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